而若是论精英教育。日本的那些“贵族学校”，“据说”能教育出一批温柔贤淑、多才多艺的大家闺秀，以及风度翩翩、本领高强的绅士俊杰——至于事实到底怎样。就不晓得了。而在中国的“封闭式重点高中”，绝对就只能培养出一群深度近视眼的优秀书虫……给人的第一感觉，肯定是前者更成功。
然而，身为中国教育工作者一员的杨文理教授，却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对于蔡蓉同学的种种抱怨，只见他先是不以为意，随即渐渐听得眉头紧皱。然后收起桌上的稿纸和钢笔，又举起印着工农兵大团结画像的搪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这才轻咳几声。慢悠悠地开了腔。
“……蔡蓉同志，你对学校教育的看法，显然有失偏颇！虽然日本人搞什么放羊式的素质教育和创新思维教育，确实也是有着一定的好处。但我们**人办事。向来都是只抓主要矛盾的啦。
就我所知，目前日本年轻一代的素质，可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堪忧啊！到处都是在家看动漫混日子啃老的宅男，还有为了买名牌而去搞援交卖身的拜金女，如果说这也算教育成功，我就不知道什么算是失败了。
在我看来，日本的学校教育之所以在目前折腾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因为让学生过得太清闲了，以至于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什么早恋啊、吸毒啊、混黑道啊、援助交际啊之类污七八糟的事情，最后还闹出什么班级崩坏的荒唐局面——坏学生在课堂上闹哄哄地胡作非为，老师躲在讲台下面哭鼻子，好学生想读书都没办法安静上课！这简直是教育界之耻！又哪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以**人的传统观点，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整天读书读书再读书，回到家里拼命做作业做作业再做作业，整天累得跟条死狗似的，也就没力气学坏了。至于什么体育生、艺术生之类，其实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读书罢了。不管学什么东西，一样要给我练到整天累得跟条死狗似的，再也没有力气学坏才行！
总之，不管形式怎么样，只要确保让学生整天累得半死，忙得片刻不能安歇，学校的风气就不会被弄坏了！假如有哪个小混蛋一定不想读书的话，那就给我退学！省得在校内祸害其他同学读不好书！让家长省心，社会轻松，学校也安心！你们看，这不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吗？”
——当头棒喝，振聋发聩！高论！真是高论啊！
王秋回想了一下自己曾经的校园生活，感觉还真的就是杨教授说的那么一回事——在中国的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里，哪怕是不想学习的坏学生，一般顶多也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看漫画、看小说、打游戏机什么的，总比到外边去当流氓混混坑蒙拐骗，或者mài_chūn赚皮肉钱要强得多。
虽然过生是“小皇帝”、“小公主”、“垮掉的一代”，但从日后的汶川救灾、索马里远征，还有在非洲和南美的海外工程队来看，这些“小皇帝”、“小公主”在长大之后似乎并不缺乏吃苦耐劳的素质，更是有着开创新世界的勇气和决心——虽然主要是为了赚钱，而非什么更高尚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篇《中日夏令营较量》里边，能够在蒙古大草原上负重十五公斤连续急行军一百公里的超人日本小学生，等到二十多年之后的历次福岛核危机之中，却完全没有出现他们勇敢坚定同赴国难的坚毅身影，最后还得要黑帮到处绑人去辐射区卖命……
但是，杨教授的话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事实上，这种抓主要矛盾的思路，不仅可以用于治校，也可以用于治国。我曾经接触过几个朝鲜‘脱北者’，发现朝鲜当局基本上是这样的执政思路：他们那边的当权者似乎认为，老百姓的主要任务就是工作，其它一切事情统统都要靠边站——按照平壤当局的命令，无论是学生、工人还是职员，全国所有人几乎在每个星期天都要参加义务劳动。基本没有真正的假期，天天忙得昏天黑地，连睡觉都来不及。这样一来。自然就不会有闲暇去胡思乱想什么民主和自由之类的复杂问题。所以只要老百姓还有一口吃的，就轻易不会上街闹事，更不可能有造反的念头……”
听了这话，王秋顿时感觉自己的世界观为之一变，发现这世上确实有很多事情非常符合这个道理——回想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还有北非中东闹自由民主运动，把卡扎菲上校赶进下水道里打死的时候。虽然这些地方老百姓的日子确实是不怎么样，但还也没惨到吃不上饭穿不起衣，上无片瓦、易子而食的程度。譬如利比亚人就有免费住宅，埃及人也有廉价大饼供应，仅仅要活下去还是不难的。
可是，明明日子还没有糟糕到活不下去的程度。他们为什么还是揭竿而起了呢？新闻媒体对此有着各种靠谱或不靠谱的解释。从普世价值到民族性格都应有尽有，而按照杨教授的理论，出现这种状况的关键因素就是失业人口太多，并且有关当局缺乏对这些社会闲散人员的管束，居然没有搞全社会性的强制劳动，让老百姓塞了一肚子怨气又闲得没事干，自然是串联的串联，上街的上街。造反的造反，最后就全乱了。
相反。按照朝鲜的做法，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特大号的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