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虽然很不想打击你们的革命积极性。但为了防止你们因此而吃亏，我还是实话实说吧！”
王秋挠了挠鼻子。开口说道，“……当初没有跟着党中央一起撤到苏区，对于你们个人来说，或许还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否则的话，以你们如此复杂的出身成分，恐怕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会成为肃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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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整风、文革……在中共的党史上，这是三个既让人厌恶反感，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名词。
而在这三者之中。中共早期的肃反显得尤为疯狂、血腥和残酷——有位刻薄的右翼知识分子，曾经颇为精辟地总结说：肃反的核心是杀人；整风的核心是洗脑；文革的核心是整人。
由此可见，如果说整风算是严厉的教育，文革算是有点过激的文斗，基本只是精神上挨整，没有从ròu_tǐ上消灭——忍受不了凌辱而自杀则是另一回事……那么肃反就是屠杀了，简直可以用草菅人命来形容：
——怀疑。酷刑，屈打成招，胡乱咬人，再把被供出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招出更多的人，再抓更多的人来严刑拷打……如同传销一样。下线越来越多，内奸越抓越多。许多人明知不交代是死，交代了也是死，但由于实在是忍受不了极其残酷的肉刑折磨，只求快死。于是便奈认罪并胡乱咬出别人。
因此，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得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
既然后果如此严重，中共早期为什么要肃反？要用疯狂砍杀自己同志的办法来维护“党的纯洁性”？[
这里面主要有三层原因：
第一，当时红军草创，指挥系统紊乱，党政军系统的成分全都十分复杂，其中确实是混进去了一些投机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在围剿战争之中，红军和游击队的据点，常常被告密失守，一些为苏维埃工作过，或参加过拥军支前，甚至参加过助耕队的农民，也常被叛徒告发而遭受杀身之祸。
另外，随着“清剿”的深入，国民党为了“斩草除根”，预防共产党回来再设据点，派出了一些特务潜伏“匪区”，给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增添了困难。比如说，张国焘就在鄂豫皖根据地破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计划是要伪装成伤兵混入红军后方，爆破红军的战地医院，还得到了另外一些内奸的配合。
坚固的堡垒多半是从内部攻克的，艰难困苦的斗争形势和随时笼罩的死亡阴影，使得早期的红军多次发生叛变、逃亡事件，给部队和组织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严重损失。
而极度严峻的战争形势，更是大大加强了红军领导者的忧患意识。因此，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彻底排查清理队伍自身，就成为了许多领导人的第一选择，肃反这种特殊斗争形式也就出现了……
所以说，肃反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中生有、罗织罪状，而是有着一定事实依据的。
第二、早期中共还很不成熟，不知道党内斗争要留有余地。加之很多品行不好的领导干部在执行肃反任务时趁机铲除异己，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从而造成了肃反的扩大化。很多出身白军的干部在被杀时旧根本没有任何借口，理由只是他们立场不坚定，杀了保险……更别提在有的根据地里，居然是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主持肃反……最终折腾出个什么局面，自然可想而知。
第三、任何组织都法避免内部的派系斗争，而中共也不例外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中央依然滞留在上海，跟散布在各处穷乡僻壤的红色根据地长期脱节，让中央和地方之间产生了数的矛盾和冲突：地方红军认为从中央空降下来的特派员在瞎指挥乱琴；党中央也因为地方红军的公然违令而暴跳如雷……于是就互相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者，使得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
更要命的是，这种做法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再加上数人趁机公报私仇、滥用职权……闹到最后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根本说不清楚谁是谁非，而躺着中枪的小人物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对于这些出身背景复杂的菜鸟地下党而言，肃反时期的苏区说不定会比白色恐怖的上海更危险。
在听了诸位“未来同志”对苏区肃反的描述，再结合之前隐约听到的一些不好传闻，还有国民党当局一些原本被认为是“诽谤”的公开宣传……诸位原本对“产阶级天堂”充满美好遐想的地下党人，一时间不由得大为沮丧。颇有些理想幻灭的绝望感。
倒是刚刚从顾曼莎家里赶过来的胡德兴总政委，对这事看得很开：革命都是这样的，法国人在十八世纪末玩革命的时候，不也是一样的党同伐异，杀得个人头滚滚、天翻地覆？而苏俄革命似乎也同样如此没看到“红军之父”托洛斯基如今落到了个什么下场？只有对自己够狠，才能对敌人更狠啊！
“……同志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斗争，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避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