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钟五特供述完，颓然地坐在了审讯椅上。
他所供述的作案过程，和其它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是真实的供述。
“那你准备了那么多的作案工具，就只用了铁锤吗？”萧云天问道。
“我再想想，杀人的时候是只用了铁锤，没用刀子。噢，我还用绳子捆她的手了。在用铁锤砸了一下她的头部之后，我怕她接着剧烈反抗，就用绳子反剪了她的双手，然后又砸了一下，就用了这些，其它的没用。”钟五特说道。
据钟五特供述，在砸了第二铁锤之后，确定黄梦洁已经死了，这才把捆灼梦洁双手的绳子解了下来，把黄梦洁的尸体拉了出来。然后又摔的磊磊。最后一起碾轧的，确认都死亡以后，这才走的。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把所有准备的作案工具都扔掉了，铁锤、刀子、绳子、胶带，还有他准备的手机和手机卡，以及黄梦洁的手机。他希望这些东西都让捡破烂的人拾走，这样找也找不到了。
两人供述完毕之后，带两人去指认作案现惩抛弃物证的现场。. 幸运的是，抛弃的那些东西，还静静地躺在了路边的水沟里，经过打捞，都打捞出来了。包括钟六特所抛弃的那些汽车座垫。
这些物证上还残留了一些血迹，后来经过鉴定，确属黄梦洁的血迹，至此，本案基本告破。
有些时候，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并不是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而在于对一些细节的判断。
经济学家汪中求写过一本书，叫做《细节决定成功》，一时在工商界风靡一时。细节的力量，有时比想象的更强大。
象在本案中，根据犯罪嫌疑人钟五特和钟六特的指认，萧云天等人找到了本案的作案工具和其它物证。这本来就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本来就是他扔的，所以他能带着人找到。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推理。两人抛弃物证的地方都是比较隐蔽的，如果没是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他怎么能知道作案工具和其它物证都扔在那个地方了？
那么还是会有人问：如果作案的不是一个人，作为同案犯也知道这些东西的去向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分析，首先，现在没有其它证据证明有同案犯存在，其次，这个案件一个犯罪嫌疑人也可以完成，并不是必须由多人联手才能完成的，再次，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会为了争取立功、坦白，会咬出其它人的，尤其是在可能面临死刑的时候。
萧云天从警以后，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犯事之前，都是什么哥俩好啊、有义气啊、兄弟情啦，说得头头是道，胸脯拍得震天响，在作案中也是狼狈为奸，然而，最考验兄弟义气的却是在被抓捕后。
为了兄弟而自己背黑锅，为了义气而死不供出兄弟，这样的情景只存在于黑帮影视片中，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多的是为了有个好的认罪表现，将全盘托出，甚至互相指责，说对方才是主谋。还有的会主动带领警察去抓捕其它犯罪嫌疑人，只要抓到，就构成立功了。还有的配合警方设局，在已被抓获的情况下，诱导其它人继续来接头。
另外可能的疑问就是：会不会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将作案过程告诉了其它人，然后由其它人来顶包？
客观的讲，替人顶罪这种事情，自古有之。在此行列举一例：
《元史》中记载有一个叫许楫的提刑按察副使，就查清了这样一件事“武冈富民有殴死出征军人者，阴以家财之半诱其佃者，代已款伏，辑审得其情，释佃者，系富民，人服其明。”换成白话，一个富人打死了一个兵，偷偷地用一半的家财来买通家中佃农替自己顶罪。顶替者十有**要被杀头，但是穷人命贱，为了能拿到钱而宁肯承牢狱之灾，甚至愿担杀头之罪。
贫富的差距，导致一些穷人为了获取点钱财，自愿替人顶罪，这就很难查出来了。清代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喟叹“治狱之难，命案尤难”。在“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这种坦然供罪有违常情的情势下，问案者往往难以觉察其中玄密。
象钟五特这种情况，能够排除他人顶罪的情况吗？事实上，自愿替人顶罪者，大多是主动投案，或者是故意让公安机关抓到的，很少有费了老鼻子劲才抓到的故意顶包人。常见的顶包案中，交通肇事的比较多，把人撞死后逃逸了，后又主动投案去了，供述了作案的过程。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顶罪者与被顶罪者之间往往会订立攻守同盟，关于作案的全过程全靠真正作案者的教述，顶罪者只能死记硬背。而作案者不太可能将所有细节一一的告知，总有一些注意不到的细节未能告知，而这些细节一旦被警方问道，顶罪者可能就回答地驴头不对马嘴了。
在本案中，钟五特的供述都能得到其它印证，细节也可以佐证，根据指认还查获了一批物证，加上钟五特有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作案条件的情况，可以完全排除其它人作案的情形。而且，钟五特正值事业上的上升期，有一定的权势，根本没有必要替他人顶包。
实际上，上面的两种疑问，包括是不是有其它人共同参与杀人作案，或者有没有替其它人顶包，并不是一种合理怀疑。
刑事案件要能够最终判人定罪，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情况，而不是天马行空凭想象的一切怀疑。如果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