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看书>军事历史>伐清>第六十节 人心(下)

舟山,五月初甘辉、余新、万礼就从台湾逃到了这里,他们离开后郑袭向郑经投降,被郑经迁移到了厦门居住。

虽然甘辉等人本想只身出逃,但追随者还是不少,本部共计有船只二十艘,兵将五百余人,全都是甘辉等人的心腹,因为忠于主将或是害怕受到牵连而跟着逃来。南京之败导致这三个人的势力大减,不然跟着他们一起逃跑的人或许还会更多。除了这些延平藩的兵马外,还有一万多广东渔民,都是周玉的手下,他们先是被甘辉解救到台湾,甘辉出逃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自愿再次出海,跟着甘辉来到舟山。

逃来的郑军嫡系只有五百人,算上家属也不过千余人,张煌言倒是安心不少。人数不是太多,舟山收留了他们也不算太大的事,郑经多半也会卖舟山一个面子,不至于穷追不舍,一定要张煌言把人交还,毕竟现在双方还是并肩作战的抗清盟友;如果甘辉他们带来上百艘舰船,两、三千精兵,郑经说不定就会担心留下后患,坚持要舟山尽到同盟的义务,向金厦移交叛逆了。

得知郑成功去世后,张煌言伤心不已,在邓名的前世,张煌言就为此丧失了斗志,解散了军队,决心以死殉国。不过现在张煌言虽然悲伤,但并没有绝望,不但没有解散军队,反倒积极筹划如何把郑成功先前的那副担子也承担起来。

郑成功生前最主要作用就是牵制住了清廷部署在广东、福建的重兵,现在金、厦既然还在明军手中,郑经还在两地驻扎着数万人的军队、近千艘战舰,那张煌言觉得闽粤的清军重兵和耿、尚两藩还不能东进或是北移——这个战略负担张煌言觉得暂时还不需要自己去接替承担。

在暗暗松了口气的时候,张煌言又想到了郑成功的第二个作用,那就是控制海贸,为明军寻找军费来源。在本月初,暂住在舟山的日本人寻找各种借口回国,这无疑是个不详的征兆;而本来客客气气想寻求合作的荷兰人,也先后扬帆离港。他们当然不敢明说,但荷兰人认为郑成功去世后,巴达维亚议会多半会再次改变东亚的政策,重新倾向于与明军开战——他们猜得不错,在邓名的前世,在了解了最新的进展后,巴达维亚就决定和满清合作,拒绝向明军缴纳海峡通行税,并动用武力保卫通航权、争夺对日贸易权。随着金、厦易手,明军也确实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台湾的收入转而依赖屯垦收入。

张煌言虽然嗅到了危险的气味,不过危险还没有立刻变成现实,而且东南的形势让张煌言特别担忧,因此也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海贸的问题。张煌言对控制航线和开展贸易的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郑成功和邓名,在张煌言看来,贸易只是在失去陆地根据地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备用筹款方法罢了——就比如瓷器吧,如果不能把江西景德镇控制在明军手中,张煌言就感觉睡觉都不踏实。

虽然邓名几次率领川军打到江南,但清廷在东南的官吏都觉得邓名来一趟不容易,光是看看地图就能知道四川是多么遥远,而且还有周培公这样的年轻将星成长起来——虽然大家都清楚周培公在面对邓名时多半只能自保,但有这么一个宿敌在,邓名总不能一点顾忌都没有吧,说不定下一次他就被周培公成功伏击了。对东南各省具有强大威慑力的人还是郑成功,现在延平郡王去世了,张煌言觉得自己必要肩负起震慑江南清军的任务了。

“保国公已经进入江南了。”张煌言对甘辉说起他刚得到的这个情报时,满脸都是兴奋之色。

舟山的实力明显不能和郑成功相比,从三月底、四月初开始,东南清军官府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恶劣,对舟山、崇明的走私船只查抄变得越来越频繁和肆无忌惮。孤掌难鸣的张煌言根本没有报复的实力,只能被动地提高警惕,在舟山进行戒严的时候通知崇明的马逢知多加小心。

见到舟山无力反击后,东南官府的气焰就更加嚣张,无论是蒋国柱还是林启龙,他们对手握数万精兵和十几万大军的邓名和郑成功畏之如虎,但面对舟山和崇明时,欺软怕硬的面目就暴露无余。在南京多次蛮横无理地撕毁条约,搜查抢夺舟山的货船后,张煌言还给周培公去过信,提醒周培公休要欺人太甚。

不过周培公对舟山也是态度暧昧。后来淮安来了一个林启龙的使者,带来了漕运总督的口信,表示可以维持邓名临走时替崇明争取到的河道通行权,不过舟山方面必须提高税费,而且有很多货物都不可以走私,必须出售给漕运衙门,因为林启龙打算进行垄断。以后河道方面还会发布更多的专卖货物名单,舟山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林启龙不能保证进入运河的崇明走私船的人员安全。蒋国柱虽然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不过估计也会和林启龙一样对崇明敲诈勒索。张煌言若是不答应他们的条件,邓名托付给他的航运贸易恐怕立刻就要出大问题;而如果答应的话,他又担心东南清廷官府得寸进尺,甚至要明军交还崇明——无论蒋国柱还是林启龙,都不是什么信守诺言的君子。

四月底,邓名东征至湖广的消息传遍江南后,林启龙和蒋国柱就再没提出过新的要求;五月初,先是崇明送来报告,马逢知称河道官兵和两江官兵都停止了搜捕走私船的活动,还交还了早先被抢走的船只和人员;然后张煌言就听说邓名于上个月六日离开武昌,上个月底已经兵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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