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北宋官员而言,这统计学并不陌生,就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也通过观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财务又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去设计这青苗法。
再比如说范祥的盐法,也是通过统计,知道在盐价低于每斤35钱时购进,高于每斤40钱时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
只不过王安石他们的统计相当糙。
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执行的时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没有出现京东东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种两季,故此大多数百姓是及时还钱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调查,就是仅限于江南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北方和南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司马光、苏辙都曾对此提出质疑,但是王安石没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们的统计,是仅限于自己的观察,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服众,你有你的观察,我有我的观察,中国这么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最为关键的是,就是他们这种统计学,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违当下的主流价值观。
包括范祥、薛向,这些颇具经济才华的官员,他们在朝中都没有什么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弹劾。
因为大家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谈经济,你偏偏要谈利益,那就显得格格不入。
张斐显然是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他永远是将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诚信之上,主打其实还是道德。
这跟王安石、薛向他们其实是很不一样。
王安石他并没有很好得掩藏,自己为国敛财的目的。
还是青苗法。
收两分利,而且一年还分两期,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这跟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管是司马光,还是苏轼、苏辙,都认为你这利息太高了,要说你不是为国敛财狗都不信。
张斐就不这么干,我先免你们的交易税,再收你们的仓库税,主打一个公平。
他往往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而王安石是从未占据过道德制高点。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解释,永远都是,地主收那么高,我才收两分,我不是为民着想吗?
但这个理由,经不起推敲,因为不是每个地主都收那么高,很多地主也收一分、一分五,免息的都有。
很多人也就这一点抨击他。
不够细致。
但张斐还主打一个细。
当富弼他们看到张斐呈上的调查报告后,不禁都是瞠目结舌,更不知该如何应对。
与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细致。
虽然这上面只是酒税的对比,但一目了然,让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两地百姓的生活水准。
过得一会儿,富弼突然抬起头来,向张斐问道:“根据你提交的这份证据来看,这酒税的调整,还涉及到酒类的不同。”
张斐点点头道:“正是如此,调整酒税主要是为调控粮食,公平起见,非粮食酿造的酒,自然不应该给予增税。
而目前市面上酒类所需粮食是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果酒,众所周知,果酒所需的粮食是极少的,甚至没有。
如果为求调控粮食,而针对果酒进行增税,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河中府在调整酒税第二年,关于酒税的收入,就立刻恢复,原因就在于,酒户开始大规模酿造果酒,从而避免负担更高的酒税。
好处就在于,使得粮价趋于稳定,也能够让官府购买更多的粮食。同时,关于酒税的收入,并没有持续走低,又维持到平均水准。
这还是一个例子,中间还有很多细分,以粮食为准,根据酿酒所需粮食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税。”
富弼稍稍瞄了眼院外,但见那些商人是一个劲地点头,对此似乎非常满意。
这确实非常公平。
你既然说增加酒税的目的,是为调控粮食,那跟我果酒有毛关系,如果增加果酒的税,这显然就说不通,一份完善法案,必须要在逻辑说得通。
这也是王安石不足,他绝对不会细分,肯定是针对所有的酒收税,司马光肯定会就这一点,抨击他的政策。
能够打败司马光的,唯有比他更细。
现在司马光望着那份数据,已经陷入学习当中,这份数据为他打开一扇窗,将来又可以从哪些角度,去反驳王安石的新政。
赵抃突然问道:“在你们检察院的这份法案中,虽然放开酒曲的限制,但是酒户还是需要从官府那里获得酿酒资格?”
“是的。”
张斐点点头道:“因为放开酿酒的限制,不等于是放开规范,我们必须要保证客户的正当权益。
官府应该将责任,放在酒的品质上面,确保客户不会喝到被稀释的酒,不会喝到有毒的酒。
而且,当出现这种事后,公检法能够准确地找到负责人,如此就能够为那些客户讨回公道,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当然,这也能方便管理,至少税务司也不用每家每户地去观察,他们有没有在酿酒。”
赵抃又问道:“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限制,去对酒户敲诈勒索?”
张斐摇摇头道:“我们其实不担心,有人借用这一点,去对酒户敲诈勒索,因为里面会包含详细的申请规定。
如果你遵守了规定,又拿不到资格,你可以提起诉讼,这就是我一再强调,不要去畏惧公检法,诉讼是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与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